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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时间:2018-09-19 10:50作者:怡然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浅谈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的文章, 中日海权矛盾既是国家定位差异的一种折射, 又是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纷争的一种体现。

  摘要:本文研究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日本并非南海沿岸国家, 作为一个区域外国家, 何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矛盾?本文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海权论等理论工具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冷战结束后作为东亚地缘政治主体板块国家的中国免除了长期遭受的来自北方的威胁, 开始得以放手发展海权, 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使得东亚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地缘政治格局, 遂引起日本的强烈猜忌。以此为背景, 日本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为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于是, 日本开始在海洋领域挑起争端, 两国的海权矛盾由此产生并迅速升级。由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日渐处于下风, 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改观的希望, 因此日本开始围魏救赵, 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 企图使中国陷入战略两难的困境。而为达到海上围堵并牵制中国的目的, 日本采取法律、防务、外交、舆论等多重手段在南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障碍。为此中国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反制。

  关键词:海权矛盾; 南海问题; 弹道导弹核潜艇; 军事部署; 灾难外交;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Sino-Japan Sea power contradiction. Since Japan is not a South China Sea coastal state, why does it conflict with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s an extra-regional state? Through Sea power theory of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about this problem that in post-Cold War period, while Japan has started to seek political power status as a defeated state in the WWII, China has extricated from northern threat from which it has suffered for long as East Asia geopolitical main plate state, and has started to develop sea power freely. China has surpassed Japan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in the world in 2010, leading to bipolar geopolitical structure in East Asia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has aroused a strong suspicion of Japan. Under this background, Japan regards China's strategy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as a threat to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nce, Japan begins to stir up disputes in maritime field, resulting in emergence and rapid escalation of Sino-Japan Sea power contradiction. Due to increasing disadvantage in the East China Sea issue and no hope of change in the short term, Japan has provoked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ttempting to put China into strategic dilemma.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 at sea, Japan has adopted multiple means to set up obstacles for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cluding legal, defense, diplomatic and public opinion.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n response.

  Keyword:Sea Power Contradiction; South China Sea; Ballistic Missile Nuclear Submarine; Military Deployment; Disaster Diplomacy;

  进入后冷战时代, 对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板块主体国家的中国来说, 苏联的突然解体使来自北方的陆地安全威胁基本消除, 在国家可以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得以腾出手来经略海洋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 其海权潜力开始释放。而日本也开始利用冷战结束的良机, 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使过去日强中弱的格局发生了改变, 东亚第一次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 尤其是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越日本, 日本对华的猜忌与警惕也与日俱增, 两国的矛盾日益凸显。中日两国并不接壤, 海洋这个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唯一的地理媒介。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维护正当海洋权益力度的加强, 自认为是海洋国家的日本开始在海洋领域挑起两国之间的争端。中日之间的海权矛盾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南海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中国海权发展的重点, [1]南海问题近年来也因为日本的干涉而日益成为中日海权矛盾中的重要议题。
 

南海问题

  一、中日海权矛盾的起源与发展

  中日海权矛盾既是国家定位差异的一种折射, 又是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纷争的一种体现。在国家定位上, 日本一直强调自己是海洋国家, 这既是对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这一自然特征的一种战略诠释, 又是对日本是一个坚持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开放型国家的地缘政治定位。2013年12月17日, 日本颁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 明确提出了:“维护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和平环境, 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日本作为海洋国家, 应强化基于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亚太经济秩序, 积极构建高度稳定、透明的国际环境;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 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2]进一步地, 日本强调说日美同为海洋国家, 两国价值观彼此相同, 均是积极维系现有国际秩序的力量。[3]

  冷战结束以来, 相比中东、巴尔干、北非等地战乱频仍、兵燹连绵, 东亚地区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主要缘由是得益于中美在该地区的两极构造, 即大陆国家中国与海洋国家美国共同维持地区的稳定。美国学者陆伯彬 (Robert Ross) 解释认为, 美国不认为一直专注力在大陆的中国会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地区霸权, 而中国也因为无力顾及海洋, 奉行近海防御的战略, 也不会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海上支配权。这种两极构造可称得上一个海陆互稳结构, 有效地避免了两国之间陷入极易发生重大纷争和激烈对抗的“安全困境”。[4]

  基于这一认知, 日本无端指责中国提出“海洋国家”战略的目标意图就是要谋求地区霸权, 尤其是要建立海上霸权, 并把美国排挤出去。[5]正因为如此, 安倍才会将中国各种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补充、完善的言行, 主观定性为是要挑战现行国际秩序, 根本无视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协助者、建设者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并将中国在南海、东海的种种维权、维稳行为牵强附会为中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绝佳佐证, 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如201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就称中国在南海、东海的行动在安全保障领域已经造成包含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忧虑”。[6]可以说, 安倍内阁这种构筑“对华包围圈”的做法, 除了凸显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破坏性价值”[7]不可小觑, 引发中日之间激烈的外交博弈与国际斗争, 使地区局势陷入恶性的现实主义两难困境, 为地区局势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外, 毫无积极意义可言。[8]

  中日在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上的纷争主要集中在东海海域。中日两国自古以来被形容为一衣带水的邻邦, 在人们的传统理念中东海实际上也是两国间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带。但自1994年11月, 被视作国际海洋法领域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 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 海洋作为地理上毗邻国家之间缓冲地带的中立性已经成为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海洋作为海上划界而直接成为“国界”时代的到来。它直接为中日在东海上产生海洋权益矛盾埋下伏笔。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应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达299.7万平方公里, 而日本拥有的面积更高达447.9万平方公里, 居于世界第9位。需要说明的是, 除渤海为内水外, 在黄海、东海及南海海域, 中国本应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不同程度地与别国重叠, 如中日在东海存在专属经济区争议的达22万平方公里, 这直接导致中国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面积仅有87.9万平方公里。[9]进一步地, 它还使得中日在东海的海洋权益与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之争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再加上台湾问题横亘其间, 因此现阶段这是一个东海、钓鱼岛和台海三处联动的大问题。

  中日海权矛盾是中日两国关系转冷的折射, 也是两国海洋政策互动的结果, 同时也不能排除外部因素干扰的可能性。而中日海权矛盾的起源如下:

  首先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改变。一方面, 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并不抱以友好的态度, 另一方面, 中国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对日本的挑衅行为充满警惕。[10]而日本又采取了主动挑衅的行为:2017年3月22日, 出云级二号舰“加贺”号正式服役, 这是海上自卫队目前为止装备的最大的一艘“护卫舰”。日本《产经新闻》露骨地说:“中国人, 让你看看日本的实力吧!”[11]《朝日新闻》则称, “在解放军频繁进出海洋的状况下, 自卫队也在不断提高反潜和岛屿防卫能力”。[12]3月25日, 日本现任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以“宣传日本旅游”的名义, 以公务身份“访问”台湾。此举打破了197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以来, 现任高级官员不能“访台”的“天花板”。[13]3月27日, 日本水陆机动团教育队在九州长崎的自卫队基地成立。日媒称, 水陆机动团是日本依照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的。此举意味着该部队“正式成军进入最后阶段”。日本右翼媒体称, 日本将全力针对“海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展开“离岛防卫”, 组建水陆机动团正是为了对抗中国, 确保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14]在这种情况下, 两国关系转冷是必然的, 而海权矛盾又涉及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 双方在上述认知的影响下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措施, 矛盾开始有所激化。

  其次是双方海洋政策的转变。如前所述, 日本在冷战后对其海洋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 其实质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周边海洋, 甚至是公海大洋的控制。而中国在综合考虑经济、政治、防务、外交等多方面的因素后开始决定发展海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也亟须中国建设包括远洋海军在内的强大海权。[15]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设海洋强国。[16]这标志着中国开始着力于维护自身正当的海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咄咄逼人的海洋政策与其迎头相撞, 两国的海上维权必然发生摩擦, 海权矛盾因此凸显。

  最后是美国的干预。美国和日本于2015年4月27日颁布了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联合声明:《在动态变化的安全环境中更强大的联盟: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为联合声明人之一的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Ashton Carter) 在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发布仪式上表示, 与之前的版本相比, 新《指针》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聚焦范围从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此外, 新《指针》还将扩展美日双方的联合规划和联合指挥控制活动, 以扩大在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中的信息共享。新《指针》将使日本获得自“二战”结束之后将军事力量部署到海外的最宽松条件。另外, 日美两国还将建立一个在内阁层次运行的“联盟协同机制”, 并将从两国外交、国防等部门派出代表来在从“和平到应急事态”的各类场景中实现“无缝对接”。日本自卫队将以所谓“符合日本法律法规”的方式为超出日本周边之外的“安保倡议”做出更多贡献, 这些将涉及诸如海上安保行动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后勤支持等。此外, 日美双方还同意加强两国在若干领域的国防 (防卫) 合作, 其中包括继续开展情报、监视与侦察 (ISR) 合作, 如允许美军在日本三泽空军基地轮换部署美国空军的“全球鹰”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等。[17]

  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 (John Forbes Kerry) 评价新《指针》是美日联盟的“历史性转变”, 并宣称这样能增进日本的安全、鼓励日本为地区和全球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新《指针》将允许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与协作, 并将扩展两国在空间和赛博空间中的合作。[18]这无疑为日本在海洋争端中的强硬立场提供了支撑。此外, 为了给日本提供支持, 鉴于近年来日本在空中力量方面落后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东海上空与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对峙中屡屡处于下风) , 美国还在驻日美军岩国基地部署F-35战斗机, 试图以此挽回颓势。

  二、中日南海矛盾的根源与发展

  日本作为南海的域外国家, 中日在南海上本应无矛盾可言, 然而安倍内阁因刻意将中国在南海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维权、维稳行动视为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冲击”, 而日本与美国一道作为维持地区自由、安全与稳定的力量, 应积极维护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19]基于上述认知, 中日在南海上的矛盾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东海,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

  首先,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 (后改“亚太再平衡”) 战略后, 南海问题就成为日本牵制中国, 实现“重振强大日本”目标的重要抓手。因此, 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 以所谓“维护南海航行、飞行自由”和“反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理由为口实, 不断在南海拨弄是非、煽风点火。特朗普上台后, 虽然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死, 但从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种种言行流露出的迹象表明, 美国似乎要在南海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此外安倍通过两次访美, 拿到了特朗普政府将在安全保障政策上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做法等“定心丸”。[20]以此为背景, 安倍内阁于2017年5月至8月派遣“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到南海及印度洋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巡航。“出云”号先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四国停留, 之后于7月参加由印度和美国海军舰船联合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 最后于8月返回日本。

  其次, 为强化与周边各国的“海洋安保合作”, 构筑网络化安全体系, 安倍高举“海洋法治”和价值观外交的旗帜, 积极塑造所谓“开放、稳定的海洋秩序”。为此, 安倍在第二次当选为日本首相后不久就提出一个“安全保障钻石构想”, 该构想包括日本本身及印度和澳大利亚及美国的夏威夷, 其目标在于强化在牵制中国方面的合作。[21]印度是一个重视海洋的南亚大国。[22]2016年11月11日, 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 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重要性。[23]尽管联合声明没有直接提到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结果, 但此举已经昭示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摆出了一副共同制衡中国的姿态。2017年1月14日, 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时, 强调“重要的是捍卫和增强以自由、开放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强劲性”, 并确认将进一步深化日澳“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此外, 安倍在与澳总理特恩布尔会晤时还重点谈及了南海、东海问题, 以不指名的方式批评中国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肇因。[24]

  安倍针对南海问题提出要形成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小菱形包围圈”。鉴于2017年由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为牵制对菲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安倍将2017年的外访地首选菲律宾。在1月12日与杜特尔特会谈时, 他提出从安全和经济上援助菲律宾, 如再次确认将向菲海岸警卫队提供巡逻艇, 同时支援菲的相关人才培养, 并表示将在五年内向菲提供1万亿日元的援助。[25]2017年1月15日, 安倍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针对南海问题称:“为了地区及国际社会和平, 要维护和建设自由、开放、稳定的海洋”。安倍表示将为协助印尼海上安保机构实施人才培养, 并对印尼海岸保护事业提供大约740亿日元的援助。[26]2107年1月16日, 安倍在访问越南时承诺协助越南强化“海上安全保障力量”, 并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 而是有关国家之间共同的问题, 日本将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支持越南。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安倍宣布向越南提供6艘新巡逻船武装越南海警。[27]

  此外, 安倍内阁在2017年1月20日召集的国会例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使无偿或低价对他国提供自卫队旧武器装备成为可能。此举旨在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各国提供旧武器装备, 以加强防卫合作。[28]可见, 无论是主动寻求与印澳菲印尼等国深化防卫合作, 还是积极对南海沿岸国家提供强化警备能力的支援, 日本通过南海问题制衡中国这个地缘政治对手, 争当亚太安全合作领导者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增强必然导致中日南海矛盾的上升。就其根源来说,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机包括外交、地缘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考虑, 其主要战略目标是为了对冲中国海权。具体而言, 其动机如下:

  首先是外交方面的考虑。日本著名评论家屋山太郎指出, 日本应该联合美澳印新 (西兰) 等所谓海洋国家, 并借此拓展美日同盟。这一思想在事实上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安倍晋三在2006年首次上台之际就主张价值观外交。如前所述, 价值观外交也是海洋国家意识的反映, 因为所谓海洋国家, 在地缘政治学者的解释里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所以, 价值观相同国家的联盟就是海洋国家之间的结盟, 安倍提出的“美日澳印”安保对话构想[29], 以及时任外相的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都是海洋国家结盟思想的应用。[30]其实, 日本在战后一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的这一外交方针, 除了具有经济目的之外, 还有战略目的, 即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为东南亚国家地处南海, 又大多是西方民主制国家, 所以, 日本的海洋派便把东南亚列入海洋国家, 使之成为日本建立价值观之弧的重要地区。[31](53-5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日本开始加大介入南海的力度。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异常关注和积极介入南海事务与其海洋战略的走向有密切关系。本来日本在二战后一直采取低调的防卫政策, 对海洋的关心也只是局限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维护。但是, 伴随着国力的不断上升, 日本开始有人提出加强防卫力量, 维护海洋安全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为节省霸权护持成本的美国企图使日本承担更多更大的安全责任, 于是, 给了日本扩大海上力量, 介入国际争端, 增加国际影响力, 最后成为正常国家的历史机遇, 南海是其扩展影响, 维护所谓利益的重要海域。[31](152)此外, 日本在海权领域挑起争端后日益落于下风, 想借南海问题减缓东海地区的压力也是考虑之一。

  最后是军事领域的考虑。为了巩固国防, 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导战略威慑的目的, 中国自行发展了核武器系统。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隐蔽性较好, 在陆基长波电台或潜艇通信中继机的支援下, 能够有效遂行战略反击任务。为了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这些核潜艇必须在太平洋或印度洋游弋。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只有能够自由地在大海中航行, 自由出入太平洋, 才能确保对美国等国的战略威慑。然而, 中国被太平洋西部岛链包围, 潜艇容易被敌反潜平台发现、攻击, 不能自由出入太平洋。据外电报道, 中国的094和094A弹道导弹核潜艇已在近期批量装备部队并形成作战能力, 这使中国真正拥有了可靠的核反击力量, 即一般所说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中国拥有可靠的核反击能力后必会引起美日恐慌。它们妄图阻止中国核潜艇自由航行, 顺利遂行作战任务。在中国航母部队形成作战能力之前, 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极有可能在中国领海或近海活动。东海为大陆架, 水深较浅, 不利于弹道导弹核潜艇部署活动。海南岛东部、南部较深, 有利于核潜艇活动。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 其所有领海只有南海适合部署核潜艇。中国在海南三亚榆林港建成了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为了保护国家战略反击的能力和海洋权益, 中国政府在南海一些岛屿修筑机场。[32]为阻止中国在南海打造核反击阵地, 日本不惜代价在该地区与中国展开对抗。

  此外,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还有一个目的:日本在东海大陆架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挑起海洋争端,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且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日本渐渐落入下风。为挽回颓势, 日本开始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挑唆菲律宾和越南等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向其展开对抗, 企图借此牵扯中国的精力与资源, 并达到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的目的, 从而减轻日本在东海方向的巨大压力。日本学者文谷数重据此认为, 日本与其杞人忧天地担心南海航线, 不如在某种程度上掀起南海波澜, 促使中国进军海洋的方向从东海转向南海, 日本应该重视这种消耗战。在南沙、西沙及台湾问题上安抚中国, 口头上说些好听的话。另一方面, 应该为越南、菲律宾及澳大利亚提供后盾。[33]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日本, 正是由于日本不负责任的言行使得本就复杂的南海局势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并增加了中日对抗的风险。而日本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中国。

  三、中日南海矛盾的特点及趋势

  毋庸置疑, 中日南海矛盾的根源在于日本这个南海区域外的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对抗性的措施。就当前而言, 中日南海矛盾呈现出几个特点:

  首先是对抗性强。无论是日本鼓吹中国接受南海仲裁案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以及成立7人小组帮助东南亚国家成立海上安全合作机构, 其指向性都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阻碍中国在南海进行正当的维护海洋权益。对此, 中国当然不能坐视。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措施, 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点名批评日本。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性强度较大。

  其次是涉及国家多。如前文所述, 日本本是南海区域外国家, 要介入南海事务既无理由也无地理上的支撑点。因此日本只能采取依托南海周边国家, 特别是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 比如越南和菲律宾。日本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争取舆论方面的主动权, 使中国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但因中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反制措施, 如与菲律宾新政府改善双边关系等做法便使日本的图谋在很大程度上落空。此外, 日本追随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使中日南海海权矛盾也涉及美国这个当代世界的海洋霸权国家。

  最后是对抗领域多。随着日本在南海种种手段的实施, 中日南海海权矛盾的对抗领域逐渐增多:日本鼓吹南海仲裁案使对抗领域延伸至法律领域;日本鼓动越南和菲律宾对抗中国则使对抗领域蔓延至外交领域;未来如果美日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则不可避免地使中日对抗走向军事领域。日本以向菲律宾等国提供二手巡逻船和租借教练机等方式帮助对方提升军力, 借此强化双边的军事合作也是双方对抗走向军事领域的明证。

  展望未来, 中日南海矛盾将会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是对抗强度进一步上升。随着特朗普开始执政, 为了确保美国在地缘政治重心偏向中东后仍然能够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 日本在美国地缘政治棋局上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为了向美国证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遏制中国的价值, 日本很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对抗中国的力度, 这无疑会使双方的对抗强度上升。而这种力度的加强已经显示出端倪:据路透社3月13日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派遣其最大的军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向印度洋方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远航, 其中会途经南海——这是二战后日本海上军力在这一地区最大规模的展示。“出云”号是战后日本建造的最大军舰, 虽名为护卫舰, 实则是一艘以反潜为主要任务的准航空母舰, 其长248米、宽38米, 吃水深度7米, 满载排水量达2.7万吨, 最高航速为30节。据路透社援引日本消息人士的话说, 派遣“出云”号执行长期任务的目的是检验其行动能力, 并且与美国海军在南海展开训练。毫无疑问, 此举将是自二战结束后日本在该地区进行的声势最大的“海军秀”, 标志着其体系化、大规模化介入南海的开始。[34]这种行为就是对抗强度上升的一个标志。

  其次是军事色彩将会增强。特朗普上台执政后, 美国为了执行其收缩战略又要遏制中国, 势必在军备上对日本的限制有所放松。这无疑会提高日本的军事实力。在日本集体“向右转”的前提下, 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采取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对抗不是不可能。此外美日联合巡逻南海也是日本的选项之一。如前文所述, 南海对于中国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 中国在南海修建了核潜艇基地。[35]美日巡航南海的行为直接削弱了中国海基核力量的有效性。尤其在美国成功进行洲际导弹拦截试验和“萨德”反导系统落户朝鲜半岛后, 这种行为对中国核力量有效性的威胁显得更大。日本的战略目标明确而直接, 即打通一条战略通道, 该通道经过中国的台湾, 其目的地是南海, [36]不排除日本考虑使用军事力量达成目的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 中日南海矛盾的军事色彩将会越来越浓。

  再次是涉及国家将会进一步增加。现阶段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对日本并不利。按照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的观点, 国家的权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经济与军事实力。但是在这两个领域日本都处于劣势:中国经济总量约是日本的2.4倍, 在军事领域, 日本没有航空母舰与核武器, 且缺乏战略进攻能力, 更致命的是, 日本自卫队没有独立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能力。而日本在防务领域缺乏的至关重要的能力与装备中国都有, 且不断发展。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还在朝着对日本更不利的方向发展。日本明白, 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是无法与中国对抗的。因此日本不惜代价拉拢另一个南海区域外国家印度对抗中国。前不久日本向印度出售US-2水上飞机就是为这种可能的联合所做的试探。未来日印有在南海问题上联手对抗中国的可能性, 这种局面的后果就是涉及中日南海矛盾的国家又增加了一个区域外大国。

  最后是中日南海矛盾将呈长期化趋势。对于中国来说, 南海是四大边缘海中战略价值最高的一片海域, 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 (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的关键节点。可以说, 南海是中国海权的希望, 决定了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未来。而日本在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37]和在国会强推新安保法后, 其在军事上的行动性与冒险性大增。在东海上落下风、第一岛链被中国海空军频频穿越的情况下, 南海也许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可以与中国较量的舞台。对于中日双方来说, 南海矛盾已经开始具有结构性矛盾的一些特征。换言之, 该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 因此中日南海矛盾将会具有长期化的趋势。

  四、中日南海矛盾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中日南海矛盾是中日海权矛盾中地位日益上升的一个议题, 其影响不容忽视。笔者认为, 中日南海矛盾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会产生影响:

  首先是反作用于中日关系。如前所述,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及其充满进攻性的海洋战略目标等是激化中日南海矛盾的主要因素。有鉴于南海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及安全的重要性,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举措很容易被视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侵犯与安全的威胁。中日海权矛盾中南海问题的激化将会反作用于中日关系, 使这对原本不稳定的双边关系因为这个矛盾的焦点而进一步下行。

  其次是恶化了南海局势。在南海问题上, 日本一边鼓动与美国进行联合巡逻, 另一方面把大量军用物资提供给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国家, 使原本不平静的南海安全局势朝着国际化、复杂化、军事化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得局面进一步恶化。

  最后是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在南海问题上, 美日有遏制中国的共同利益。如前所述, 日本打造所谓“海洋国家联盟”, 并企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 与美国的“海权合作战略”不谋而合。可以说, 美日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点因此越来越多。由此可见, 中日南海矛盾的发展将会使得美日同盟更加紧密, 尤其在海洋问题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 在南海问题上, 日本的介入也面临一些困难, 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是地缘政治的限制。从距离上来说, 日本相比起中国处于劣势:日本距离南海较远, 而中国是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由于在客观上国家实力扩散严格遵循着距离衰减规律, 日本想要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强有力的介入, 将会面临中国的强力对冲, 因此受到的限制较大。

  其次是军事力量的掣肘。当前, 日本在军事力量, 特别是海上力量方面的建设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 由于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日本海上自卫队存在种种缺陷, 一般认为,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一支武器装备非常先进、人员堪称训练有素、兵力结构失衡、海军能力不全且缺乏独立作战能力的海上武装力量。就其性质而言, 实际上是一支辅助作战的武装力量。日本固有的军事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对日本介入南海形成了掣肘。

  最后是经济力量的局限。2010年, 中国的GDP超过日本, 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至2016年底, 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多。围绕高铁出口, 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展开激烈争夺。然而“雁行模式”的破产使日本在东南亚的布局显得茫然无措, 反观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得到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 日本在东盟国家曾经享有的经济影响力优势正一步步遭到侵蚀, 这也是日本介入南海的一大掣肘因素。

  鉴于在上述领域的限制与掣肘, 日本在介入南海问题上也是有其限度的。

  首先是目标的有限性。由于在军事力量、地缘条件和经济力量方面的限制, 日本几乎无法恢复二战期间在南海地区主导性的存在, 甚至影响力不及20世纪70年代。因此今后日本的目标不是主导南海事务, 而是更多地着力于阻止中国建立在南海的优势地位, 换言之,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定位更多的是一个搅局者, 而非地区事务的主导者。

  其次是范围的有限性。由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有限性使得日本在缺乏军事基地的情况下只能保持有限的存在, 这种存在更多表现在空间范围上。具体而言, 日本今后在南海问题上的着力区域更多是在菲律宾、越南等边缘濒海地带, 除非与美国进行联合巡逻, 否则其影响力难以到达南海的中心区域, 更是无法靠近中国实际控制的岛屿。这种范围的有限性也是由日本现有力量的缺陷决定的。

  最后是手段的有限性。如前所述, 日本影响南海局势的手段无非是军事、经济和舆论。由于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二战期间在东南亚国家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是其历史污点, 自然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沿岸国家的警惕。近年来, 日本国势不振, 经济低迷, 其传统的经济手段越来越失去原有效应, 而新的手段短时间内无法培育。受和平宪法和军费开支的影响, 日本的军事投射能力短期内也没有很大提高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手段也是有限的, 而且其效用也越来越值得怀疑, 尤其在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发展的前提下。

  鉴于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非常重要且有扩大化的趋势, 如何应对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 中国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在经济上切实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众所周知,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潮流的产物。南海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地区, 中国可以借此输出工业化, 与东南亚地区形成多条合作共赢的产业链, 从而密切双边关系, 甚至形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共同体, 这样可以有效对冲日本利用经济优势在当地的影响与话语权, 进而弱化其在南海问题上的负面影响。

  其次, 在防务领域进一步强化南海的军事部署。制海权是海权的基础。海军是夺取并运用制海权的主要军种。[38]经过多年发展, 中国海军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海军现在拥有300多艘水面舰船、潜艇、两栖舰和巡逻艇, 数量亚洲第一。中国正在加快退役老式作战舰艇, 代之以大型多任务舰船, 并配备先进的反舰、对空或反潜武器及传感器。正如最新国防白皮书所称道的, 中国继续逐步从“近海”防御向“远海”卫护转变, 解放军海军拥有强大的多任务、远距离、可持续海军平台, 具备健全的自我防御能力, 可在所谓“第一岛链”外执行作战任务。[39]随着辽宁号航母战斗力的形成, 中国海军夺取制海权的能力大幅度上升。中国应该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尤其是海军兵力的部署, 形成在该地区有利的军事态势, 从而威慑日本在南海可能的军事行动。

  再次, 在政治领域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南海地区航道密集, 海况复杂且沿岸国家大多防务力量薄弱, 因此海盗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作为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 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在打击南海海盗的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并可借建立海上安全机制, 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家形成合力解决此问题, 从而使日本失去介入南海问题的一个主要借口。

  最后, 在外交领域加大灾难外交的力度。南海是世界上第三大边缘海, 气候多变, 且处于太平洋板块和印澳板块之间, 因此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南海沿岸国家大多经济落后且缺乏有力的灾难救援手段。而中国则拥有比较强大的海上力量和丰富的救援手段, 可以对其予以援手, 在树立自身大国形象的同时, 也可以密切与当事国的关系。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航空母舰。航母不仅可以补齐中国几乎所有军事短板, [40]在救灾领域也可以发挥独特而重大的作用。中国通过灾难救援提高在南海影响的同时必将降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 中国在南海可以采取对日本进行经济上对冲、军事上威慑、政治上隔绝以及外交上争夺的方式, 充分发挥国力和地缘优势, 逐步降低日本在南海的影响, 并使其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步丧失。

  五、结论

  中日海权矛盾及其中的南海问题源于日本在各个领域采取的对抗中国的措施。这些措施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防务及法律等各个领域。其特点是牵涉国家多、范围广且针对性和对抗性强。对于致力于成为海洋强国的中国来说, 如何应对日本这个区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由于受到经济、地缘和军事等诸多因素的掣肘,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也有其限度, 主要表现在目标的有限性, 充当搅局者而非主导者;范围的有限性, 主要着力于边缘濒海地区而非核心海域, 尤其是中国控制的岛屿附近;手段的有限性, 主要是舆论、经济和军事手段。由于中国在地缘和综合国力上具有对日本的优势, 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发挥这种优势, 将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中国在该领域如何有效地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 而非一厢情愿地指望日本能主动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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