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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及中国对策

时间:2018-09-19 10:11作者:怡然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论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及中国对策的文章,“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是越南国家海洋战略中具有特别指向的应对性策略, 尽管尚无官方文件佐证, 但它却在其南海政策操作中显露无遗。

  南海问题论文范文四:

  题目:论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

  摘要:自2009年开始, 越南开始逐步推行“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该方略旨在保持中越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 对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施加干扰, 以此迟滞南海问题的解决。从理论上看, 将中越两国南海争端“国际化”的方式符合实力较弱一方越南的国家利益。具体来看, 越南通过在南海加强与域外大国在军事、经贸领域的合作, 在东盟组织内部和各类国际峰会上刻意引入南海议题, 积极利用国际法等手段和措施, 来有计划地实现其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

  关键词:中越关系; 南海问题; 国际化; 国家利益;

  Abstract:Since 2009, Vietnam has gradually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hich intends to disturb China's initiative of “pursuing joint development while shelving disputes”and even delay the settle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hen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nternationalizing”the China-Vietnam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Vietnam as a weaker party. Specifically, Vietnam strengthens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major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military and economic fiel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liberately introduces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ithin ASEAN organizations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summits, and actively take advantages of international laws and other mea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designedly.

  Keyword:China-Vietnam Relation;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ternationalization; national interest;

  “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是越南国家海洋战略中具有特别指向的应对性策略, 尽管尚无官方文件佐证, 但它却在其南海政策操作中显露无遗。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 近些年中国在南海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维权行动, 这不可避免地触碰到非法占有中国南海岛礁达29座之多的越南的既得利益, 威胁到其声索的岛礁主权及相关海洋权益。越南从而转换思路, 试图把南海问题推向国际社会, 借助外力制衡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表现为, 在保持中越关系总体平稳发展的前提下, 强化与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治互动、军事合作以及经贸往来, 并运用东盟等国际组织维持南海问题的热度, 竭力在多边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 甚至不惜适度地制造与中方的摩擦, 以此引起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持续关切。最终, 越南期望达到回避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 遏制中国的强势维权行动对其构成的战略压力, 迟滞南沙岛礁主权归属问题的解决进程, 从而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最大化。
 

南海问题

  一、越南实施“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动因和理论解释

  (一) 越南推行“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动因

  越南的南海政策既包括对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诉求, 也包括借助南海资源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越南认为, 西沙群岛历史上被中国非法侵占, 两国在该群岛归属上存在争议;同时又认为, 其所控制的南沙群岛29座岛礁主权属于越南, 与他国不存在争议。早些年间, 越南政府应对南海争议的基本策略是维护既得利益, 低调处理争端, 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方面改变南海现状。这一策略自从2009年越方把南海争议提交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后开始发生变化, “国际化”南海问题的意图逐渐形成。

  纵观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 其动因大致分为两个层次:维护国家安全与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在国家安全方面, 越南试图联合域外大国和通过地区性国际组织向中国施压, 形成国内外的合力以维持南海地区的现状。而在诸如过度捕捞、防御自然灾害、海上搜救、环境保护、人口贩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由于其综合国力有限, 越方更加倾向于增加国际社会参与度, 通过多边合作模式应对以上挑战 (1) 。有学者认为, 越南在南海问题“国际化”过程中, 通过促成国际社会在南海地区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手法, 实质上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设置了屏障 (1) 。

  与此同时, 越南的南海战略是在统筹考虑对华关系的基础上制定的。其对华政策一直遵循着“既对抗又合作”的思路, “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它一方面可以凭借国际势力的介入, 瓦解中国提出的与南海声索国单独谈判以解决主权争议的构想;另一方面, 又可以避开与中国直接对抗, 而形成实质意义上对中国维权的“软制约” (soft balancing) 。越南在“国际化”南海问题的过程中, 不但没有放弃与中国的谈判, 反倒利用两党、两军关系的历史渊源与中方积极接触。其效应正如越南学者阐述的, 运用多边化模式处理与中国的南海争端, 相比与中国直接对抗, 可以更有效地约束中方行为, 同时避免伤及两国关系的根本 (2) 。此外, 越南在外交战略中还曾宣布过“三不政策” (Three No's Policy) , 即不结盟、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不协助其他国家针对第三国的战争。这项政策使越南与它国开展防务合作既符合本国国情, 又不损害国家外交原则。有学者认为, 它可以视为越南在外交方面自我约束的表现, 以此给本地区弱小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3) 。

  越南的国民经济自从20世纪80年代结束战争之后, 仍然处在恢复阶段, 充分利用南海资源, 加速发展经济在越南的国家战略考量中占有重要地位。2010年前后, 越南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变得日趋强硬, 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巨大威胁, 从而促使它不断地提速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步伐。2008年, 中国开始在西沙海域严格执法, 打击非法捕鱼, 驱赶和没收越南渔船;2014年, 中国派遣“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越南认为有争议的西沙海域实施勘探作业, 并且开始在南沙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岛礁建设, 这些都使越南方面感受到中国对其海洋权利的严重挑战, 促使其重新审视南海局势和应对策略。目前, 越南在南海资源特别在能源开发方面, 已与美国的美孚石油、印度的ONGC、俄罗斯的Gazprom以及日本的油气公司开展了大规模的油气开采合作 (4) 。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 越南不仅可以在南海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能影响其背后主权国家对待南海问题的态度;同时, 越南利用跨国公司在南海的存在, 还可以为域外大国干涉南海事务提供“合法性”支撑。除此之外, 为了巩固和确保既得海洋利益不受中方维权行动影响, 越南还利用国际组织, 在国际场合宣传、夸大其在南海受到的威胁, 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近些年, 从东盟峰会到东盟地区性论坛, 再到亚太经合组织, 以至于到联合国, 都被越南视为“国际化”南海问题的阵地。

  2014年的中越“海洋石油981”事件致使两国关系降至多年来的低点, 但也使越方看到实施“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初步成效 (5) 。在中越海上力量对峙期间, 美国白宫、国会以及多名政要多次表示支持越南的对抗行为, 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在南海海域的勘探作业。尽管事件最后得以和平解决, 中越高层很快恢复了交往, 越南也重申了外交上的“三不”承诺, 但是中越双方达成的谅解并没有使越南方面停止或减缓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速度。相反, 越南国内却将事件的和平解决归功于美国等域外势力的干预 (6) 。同时, 越南对中国在南海强势维权的行动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畏惧, 更坚定了它加快实施“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决心。例如, 越南国家外交学院院长在事件后曾表示, 如果通过双边谈判无法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达成谅解和取得进展的话, 越南应考虑效仿菲律宾的做法, 即通过国际司法途径来解决南海争端 (7) 。

  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也与美国2009年开始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着密切联系。美国政府一再声称它在南海地区具有“重大利益”, 包括“自由航行”与“地区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争端” (1) 。美国的南海政策与越南保持南海现状的考量不谋而合。通过强化与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合作, 越南不仅可以避免在南海上与中国“单打独斗”, 减轻其财政和经济负荷, 还可以从美国等国获得道义支持以及物质援助等切实好处;同时, 与域外大国开展防务合作还有助于提升越南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扩大其政治话语权。

  (二) “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理论解析

  围绕南海问题趋向国际化的现象, 国际关系学者对此已做过先期研究。越南外交学院的Doan Thi Quang认为, 越南应对南海问题的方略, 不仅应包括动员东盟国家开展“集体外交” (Collective Diplomacy) , 更应当发动国际组织和国际司法裁决机构共同参与应对机制 (2) 。挪威学者斯泰因·汤尼桑 (Stein Tonnesson) 认为, 越南的南海战略, 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维护, 也包括了非传统意义上对诸如经济、人文安全在内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3) 。美国学者赛欧塞拉和韦斯认为, 越南的首要目标是促使美国和欧洲大国, 特别是欧盟介入, 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4) 。奥地利学者Jorg Thiele在研究了越南开发南海石油的模式后指出, 越南在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时刻意地“国际化”, 其行为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的需要, 而是其实施南海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的是造成域外大国参与南海利益共享的现实, 以此威慑中国在南海上维权的决心 (5) 。国内学者如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春霞也认为, 在域外大国纷纷参与南海博弈的趋势下, 越南的南海政策调整越来越趋向“东盟化”和“国际化” (6) 。

  诚然, 国际关系理论对“双边外交事务国际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和形成阶段。它显然与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国家行为中的“制衡” (Balancing) 与“依附” (Bandwagoning) 有所不同。从“双边外交事务国际化”表现的形式看, 它更接近于澳洲国立大学著名学者吴翠玲 (Evelyn Goh) 的论述, 即东南亚国家在处理地区性国际事务中避免完全倒向中美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方, 而是采用了多边国家合作的“融入战略” (Enmeshment Strategy)  (7) 。越南实施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 集中体现在了中越两国国力的非对称关系上, 国力较弱的越南一方采取了较为理性的南海政策和应对措施, 把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巧妙地转化到了地区乃至国际层面上。越南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以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 决定了它以“国际化”方略应对南海问题的必然性。

  1. 现实主义理论解释:

  中越之间的“非对称关系”。从地缘政治与安全角度分析, 越南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存在“非对称关系” (Asymmetry Relations) , 这种关系必然会使越南在应对南海问题上寻求借助外力帮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nmack) 指出, 历史上, 越南与中国由于国力悬殊, 越南一方始终“倾向于不安” (“prone to paranoia”) , 于是它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多次采取“冒险行动”以赢取主动权, 1979年越南挑衅中国而导致两国战争就是出于这种不安情绪的极端案例 (8) 。沃马克认为, 随后中越关系“正常化”只不过是“成熟的不均等” (Mature Asymmetry) , 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越南对地缘政治与安全处境的不安以及对中国的恐惧 (9) 。鉴此, 越南在历史上不停地寻求与域外大国合作, 从冷战时期与苏联结盟, 到冷战结束后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 再到今天在南海问题上与美日印俄等域外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这种不安和恐惧心理。据统计, 越南是东盟国家中国防经费增幅最快的国家, 在2004—2013年的十年间, 其军费增速达到了113%, 2013年已增至34亿美元 (1) 。越南试图把双边争端“国际化”的做法, 就其本质而言, 既是出于维护国家地缘政治与安全的考量, 也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需要。

  2. 建构主义理论解释:

  越南的国家身份。从历史上看, 越南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始终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国家身份, 秉承着既合作又对抗的传统。越南一方面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另一方面又有抵制“中国化”, 保持自身文化、政治独立性的强烈意愿。在当前越南对华整体外交上, 在处理南海问题的实际操作上, 这种双重国家身份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越共中央2003年曾经针对中国提出外交指导意见, 称中国既是“合作对象” (doi tac) 也是“斗争对象” (doi tuong) , 认为既要与之合作, 同时也要有所警惕和防范 (2) 。有学者将越南的总体对华外交战略形象地比喻为“睁着眼睛睡觉” (3) 。受对华认识双重性的影响, 一方面, 越南在2008年与中国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在2009年又将其升格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不仅在政府层面交往, 而且还在中越两党、两军之间直接交往 (4) 。同时, 中越两国在已经划定边界的北部湾定期开展联合巡航、海军互访等行动, 以增进彼此间的信任。2010年, 两国还建立了“防务对话会议机制”, 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5) 。但在另一方面, 越南曾先后与法国、美国、苏联等国有过结盟的历史, 追求外交多元化的意识早已根植于它的国家身份中。由此看来, 越南反对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边”思路, 也符合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一贯理念。越南曾在2011年与中国进行闭门磋商时就提出, 有关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谈判不应局限于中越之间, 而应由所有争议方参与;同时在国际场合也公开表示, 在讨论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时, 应当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 (6) 。可见, 越南坚持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其态度和立场彰显于国际社会, 希望能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包括岛礁主权问题在内的谈判中, 而不是按照中方坚持的“双边”模式去解决。越南受制于国家身份而形成的对中国“合作加对抗”的外交政策, 将会在未来影响着其南海政策, 促使其利用“国际化”维护本国利益。

  二、越南实施“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政策评析

  越南在与域外大国的双边往来中, 在地区性组织和在各类国际公开场合中, 时常煽动以博取各方对南海问题的关注, 从而完整有形地展现出“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首先, 越南在处理双边关系中时常嵌入南海议题, 意欲寻求域外大国对其政策主张的支持, 并且善于运用海上防务合作与能源共同开发等方式“捆绑”域外国家, 强化域外国家在南海上的存在, 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牵制和阻遏中国维权的作用。其次, 在多边外交层面上, 越南利用“峰会外交”提出南海问题, 维系国际社会对南海局势的关注度, 并通过国际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最后, 越南通过举办一系列“南海问题”国际法研讨会, 通过有限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司法实践, 树立其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国际准则的形象, 同时, 蓄意将中国抹黑成不遵守国际法的强权国家, 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引导国际舆论谴责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

  (一) 越南与域外大国在南海防务上的合作

  1. 越南与美国、日本的合作。

  美国是越南贸易出口的最大市场, 近年来, 两军之间的涉南海议题上的交往也逐渐升温。越南学者Doan Thi Quang认为, 仅仅把美国看作是越南的重要贸易伙伴还不够, 而更应当视它为越南在南海地区制衡中国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 (7) 。2011年9月, 越美两国签署了《关于推进双边国防合作备忘录》, 确立了两军交往的五个重点领域:高层对话、海洋安全、海上救助、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减灾及维和。2013年,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越南时承诺为其提供3 250万美元的援助, 用以加强越南的海上执法能力建设 (1) 。随后两军高级将领互访、越军事人员赴美受训、非战场情形下的联合军事演习等军事活动逐步展开。2015年6月, 美国防长卡特访问越南, 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签署了《关于国防关系的联合声明》, 承诺为越南提供6艘巡逻艇和总价值为1 8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2) 。时隔一个月,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问美国, 这是自越战结束后越南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出访, 期间, 两国领导人多次提到南海问题。2018年3月5日, 美“卡尔·文森”号航母与两艘护卫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抵达越南岘港, 对越南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这也是1975年越战结束后美国在越南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访问 (3) 。从越南的现实需求上看, 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开展两军防务合作, 特别是增加美海军在南海出现的频率, 可以有效遏阻中国不断升级的维权行动。

  可以预见, 两国今后在南海问题上还会有更加紧密的防务合作。越南曾多次暗示, 如果中国继续在南海保持强硬姿态, 届时美国将会成为越南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的必然选项 (4) 。越南外交学院的Hoang Anh Tuan和Nguyen Vu Tung甚至提议, 越南应当联合美日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共同成立对话机制, 实行军事信息共享 (5) 。为此, 由美国牵头签订了《美日越三国防务合作备忘录》, 计划研究“美国-越南-日本”三方合作的具体步骤, 目前已进行了四轮闭门会议 (6) 。此外, 为了强化越南和美国在非军事领域的合作, 两国在湄公河区域合作组织, 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减灾 (HA/DR) 机制中均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同。事实上, 越南与美国在南海的全面合作已见雏形。

  越南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军事合作条件最为有利。越南与日本1973年建交, 在2006年与其缔结“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10月, 日本与越南签署了《防务合作纪要》。2014年, 安倍首相第二次执政, 把越南定为首访国家, 两国关系也随之升格为“广泛战略伙伴关系” (ext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 两国高层在共同面对南海问题、深化防务合作方面表达了一致立场, 安倍甚至呼吁两国联手应对中国“在海上日益活跃的行动” (7) 。当前, 日本对越南的累计直接投资 (FDI) 是中国的5倍, 两国在军事人才培养、海上执法能力建设和船舰互访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业已常态化。2015年9月,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对日本进行了就任后的首次访问, 期间, 两国首脑对南海局势升温表示了“严重关切”, 安倍谴责中方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的行为, 认为它破坏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同时承诺为越南提供8.32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款项, 为其海岸警卫队提供价值170万美元的船只和设备 (8) 。阮富仲也对日本方面介入南海事务的行为表示了感谢 (9) 。尽管越南学者认为阮富仲访问日本仅仅是越南“外交多样化”的表现, 但越南视日本为可靠的战略伙伴, 意欲强化两国在科学技术与创新、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与日本开展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更加成为两国发展“互利互惠”关系中“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 越南已经与美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了以强化海洋安全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三方合作机制 (MOU) 。在这一框架下, 考虑到越南海岸线漫长的情况, 越方拟效仿美国的海防制度, 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岸警卫队;为了增强越南的海上行动能力, 有效打击非法捕鱼、贩毒等犯罪行为, 美日同意向越南提供6艘巡逻艇, 日本表示愿意协助越南进行海上执法及相关培训。而越南更深层的意图则是, 逐步增加域外大国在南海的存在, 通过海域联合行动, 强化越南对有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同时, 由于此类合作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不至于引发地区的紧张局势。总体上看, 越南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内与日本没有纠纷, 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各有战略意图, 相互视为最可信赖战略合作伙伴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对于日本而言, 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同样符合本国利益。其主要的战略利益和考量为:一是保证南海运输线的安全对日本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是维护美国领导的地区秩序符合日本的外交战略需要。在经济上, 目前日本仅次于中国、美国和韩国, 是越南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是越南的第三大贸易出口国;截至2015年, 仅次于韩国, 是越南的第二大投资国, 投资总额达到379亿美元;截至2012年, 日本是向越南提供发展援助最大的国家, 援助总计超过227亿美元, 援助项目在技术含量、劳工安全、效率上均领先于中国 (1) 。越南与日本现已签署三项双边投资合作协定 (2) ;日本于2011年在世界上首先宣布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 (3) 。日本除了把越南视为东南亚地区巨大的潜在市场之外, 还认为越南是该地区中“对抗”中国最有经验的国家, 因此, 与越南结为非正式同盟, 对于联合制衡中国意义重大 (4) 。

  2. 越南与俄罗斯、印度的合作。

  越南试图加强与俄罗斯在南海上的合作,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向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以及邀请俄罗斯油气公司参与南海油气开发。越南与俄罗斯长期保持友好关系, 1979年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起因就是苏联怂恿和支持越南在该地区扩张和称霸。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直到2000年才最终从越南金兰湾 (Cam Ranh Bay) 撤军, 之后越南通过购买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装备, 以此与俄继续保持紧密的军事关系。近些年, 越南共从俄罗斯购买了6艘基洛级潜艇以及签署了购买Gepard导弹驱逐舰和苏-27战斗机的合同 (5) 。

  越南与印度在南海上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前瞻性行为, 目前仅限于油气开发和武器交易。印度有55%的货物运输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6) , 同时是越南重要的武器技术出口国和南海油气开发的重要参与国 (7) 。有学者还把印越关称为“非正式的油气联盟” (8) 。2013年,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印度, 期间, 主动邀请印度参加南海的油气开发, 两国共签署了八项油气开采合同。越南现已将七个石油区交付印度公司, 印度的ONGC与越南的石油公司正在该区域合作开展一系列的油气勘探与开发活动。防务也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点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在2016年表示, 愿意在对越贷款1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5亿美元的信用额度, 供越南购买印度产的武器装备, 并负责为其培训苏—30飞行员, 同时同意向越南出售射程为290公里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这在东南亚地区尚属首次 (9) 。

  (二) 越南与域外国家在南海能源领域的合作

  越南是南海国家中与外国油气公司合作最多和最紧密的国家。能源共同开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经济活动本身的范畴, 是一种将国家安全战略目的寓于国际化能源合作中的行为。据奥地利学者Jorg Thiele的研究统计, 截至2015年, 越南已与19个国家的39个油气公司签订了59项油气开采协定, 大大超出菲律宾与10个国家签署14项油气开采协定的数量 (10) 。在2002至2008年间, 越南平均每年与外国油气公司签订协定仅3项;但在2009至2015年间, 其数量快速提升至年均6项。从时间节点上看, 它与越南自2009年开始实施“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吻合 (1) 。Jorg Thiele认为, 越南政府和国有石油公司积极与域外大国油气公司签订南海合作协定, 目的就是要通过投资国家参与南海资源开发的多元化, 实现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战略意图 (2) 。

  (三) 利用国际组织挑动“南海议题”

  利用东盟组织牵制中国的南海维权, 是越南“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另一表现形态。越南希望利用成员国身份, 在南海问题上拉拢东盟, 使其成为本国与中国冲突的“缓冲区”, 同时还希望通过东盟框架内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合作, 促成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现实。一方面, 越南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到:“在寻求南海问题长远解决机制的同时, 越南呼吁各方克制自己在南海的行为, 切实执行《南海行为宣言》, 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尽快达成” (3) 。另一方面, 越南于2010年首次担任轮值主席国, 它充分利用该职务, 打破之前东盟峰会一年一次的惯例, 连续召集了第16和第17次两次首脑会议, 通过系列手法, 试图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为本国赢得最大战略利益。在第16次东盟首脑会议上, 由于中国强烈反对, 越南把南海问题列入日程的图谋未能得逞 (4) 。但在第17次东盟首脑会议上, 经过越南再次推动, 终于如愿把南海议题列入日程。期间, 越南总理阮晋勇代表东盟国家首脑宣布, 要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 这也是东盟首脑会议首次涉及南海问题 (5) 。此外, 东盟国家的外长还签署了《东盟关于南海海上救搜遇难船只和人员的合作宣言》, 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明确了东盟在南海地区合作的事宜。为了增强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越南还邀请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域外大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东盟外长论坛, 美国政府对南海问题以及海洋安全领域的议题表示了关注 (6) 。此次东盟首脑会议结束后, 越南总理阮晋勇随即宣布, 要把越南的金兰湾建成一个为越南海军以及世界各国海军提供后勤技术服务的保障中心, 此举意味着今后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可以往来于南海地区以及这一战略要地 (7) 。

  在开启东盟峰会讨论南海问题先河的同时, 越南还充分利用其它地区性论坛, 如主旨为研讨亚太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2013年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越南总理阮晋勇特别提到了南海问题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的挑战 (8) ;在2014年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指出, 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海域的作业属于“非法”行为, 中国必须立即停止作业 (9) 。此外, 越南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和东盟防长等地区性会议上, 都在执着而不遗余力地搅动着南海议题。同时, 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外交”, 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形式, 为越南政府在国际上宣传其南海主张起到了配合作用 (10) 。

  (四) 国际司法领域的“南海问题国际化”

  越南在有限参与国际司法过程中, 也竭力阐述自己的南海政策, 妄图将南海问题在国际司法领域“国际化”。早在2013年菲律宾提交“南海仲裁案”之前, 越南就于2009年5月单方面、同年6月联合马来西亚共同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报告, 对中国的南海主张提出异议, 要求该委员会严格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来规定中国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11) 。针对越马两国要求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澄清中国“九段线”的主张, 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提交了两份文件, 要求大陆架委员会对此不予理睬 (1) 。

  在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 越南作为第三方积极介入, 试图利用国际司法途径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越南与菲律宾2014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在共同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形成默契。越南对菲律宾提起的司法诉讼始终表示支持, 一度暗示有意参与 (2) 。2014年4月, “南海仲裁案”开庭仅数月, 越南作为非当事国, 第一个就该案动向正式向仲裁庭提出关切, 要求仲裁庭向其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文件 (3) 。2014年12月7日, 越南外交部向仲裁庭提交官方声明, 支持菲律宾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仲裁机制解决南海出现的纠纷, 并表示“越南丝毫也不怀疑仲裁庭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4) 。这与中国政府2014年12月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观点完全对立。越南外交部在同一份声明中甚至提出, 越南“一贯坚决抗议并且拒绝承认不具有法律、历史和事实效应的‘九段线’, 认为它是无效的” (5) 。越南政府除了利用“南海仲裁案”表明反对中国南海政策的观点外, 还提出了“保留加入该仲裁案权利”的主张 (Right to Intervene)  (6) 。随后, 当仲裁庭要求越南政府正式提交加入该案的申请时, 越南却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7) 。不过, 越南政府还是派员全程参加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庭审过程, 而且相比其它几个参加旁听的第三方国家, 其派出人员的级别最高 (8) 。

  三、“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实施的前景及挑战

  就实质而言, 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最终目标并非是要解决南海争端, 而是一种拖延战略, 是要尽可能地维持南海问题的现状, 缓释中国崛起后在南海上对越南施加的压力, 扭转当前于己不利的南海态势。对于越南而言, 最希望看到的是在南海地区形成一个以美国为首、有域外大国和东南亚国家参加, 彼此之间保持紧密的防务、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遏制中国强势维权的同盟, 而本国最为现实的政策考量则是积极参与或起到居间协调的作用。这样不仅不会引发中国对越南基本外交政策转型的忧虑, 同时又不违反其对周边国家“三不政策”的承诺。越南外交学院的Doan Thi Quang认为, 借助东盟的影响力可以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 维持现状, “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作为制约中国的“延迟战略”, 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在此基础上, 越南连同其他南海声索国通过与域外大国的紧密合作, 可以达成巩固南海既得权益的目的 (9) 。然而, 越南与域外国家的合作也存在着潜在风险, 其最终功效还有待检验。

  一是越南与域外国家联手应对南海问题会更加激化中越矛盾并产生相当的政治风险。例如, 选择日本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公正中间人”, 去处理同中国的争议会激化矛盾。日本在二战期间不仅对中国, 而且对东南亚国家犯下滔天罪行, 目前对历史问题尚无正确态度, 因此它不具备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公信力”。此外, 日本若想成为越南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 在国内宪法上仍然存在着阻力;中日两国经济的依存度较高, 也决定了它对越南的支持会有较大顾忌, 力度也会有限。再者说, 向越南提供军事设施和与越南联手制约中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日本短期内很难对此做出决断。此外, 考虑到国家制度、国内政治问题、海外越南侨民常年游说所属国政府谴责其人权状况等诸多因素, 越南无法与美国、日本等域外西方大国开展全方位的政治合作。尤其是不敢过度依附美国, 担心美向越南输出“颜色革命”, 国内可能会产生政治波动。

  二是越南与俄罗斯等国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在南海问题上, 指望俄罗斯为越南提供政治、外交或者道义上的支持并不现实。首先, 苏联政府已于1951年声明西沙群岛属于中国 (1) , 根据国际法中禁止一国政府“反言”的原则, 越南在西沙群岛归属问题上从俄罗斯那里争取支持的可能性极低。其次, 尽管越南与俄罗斯在2001年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定, 但两国经贸往来总量不大, 2013年仅为40亿美元, 不到中俄双边贸易额的5%, 彼此在市场经济中的参与度和依存度都很低 (2) 。再次, 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 使其受到西方国家严厉制裁, 为此, 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两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油气合约, 价值超过4 000亿美元。随着西方国家持续制裁, 俄罗斯无暇顾及南海问题, 越南短期内试图争取俄罗斯的关注和支持难以如愿 (3) 。比起越南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双方受益情况, 俄越两国合作开采南海油气资源收效甚微。目前, 俄罗斯共有三家油气公司在南海与越南合作, 但在2014年的“981事件”后, 俄罗斯的油气公司意识到这种合作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同时也由于Gazprom和Rosneft两个公司在南海开采油气经验不足, 加之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下跌, 南海开采油气成本过高, 使得这项合作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综合看, 俄罗斯受到整体国际环境恶化以及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 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 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的全方位支持, 因此, 对介入南海事务显得力不从心, 也未引起更多的兴趣, 不可能成为越南制衡中国的可靠伙伴 (4) 。

  三是越南“国际化”南海问题的目的, 是想通过国际舆论、国际组织和域外大国施压, 迫使中国保持南海现状, 然而,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归属的问题上, 越南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越南选择与美日俄印等国合作, 但是这些国家在南海的利益并不相同, 彼此之间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存有重大分歧。例如, 日本与俄罗斯因为“北方四岛”归属问题近些年争议不断。俄总理梅德维杰夫, 分别于2010年、2012年和2015年三次前往“北方四岛”视察并宣誓主权。2015年8月梅德维杰夫登岛后,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 指责此举“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并且取消了俄外长的赴日行程 (5) 。可见, 日俄关系短期内无法解决自身的领土争议, 更谈不上协调立场, 共同支持越南了。美国和日本虽然忌惮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但考虑到彼此之间紧密交织的经济关系, 同样不会为了越南而孤注一掷。美国对维护地区稳定有着基本的利益判断, 不希望越南打“美国牌”破坏地区稳定。例如, 2015年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越南时就指出:“不管大国还是小国, 均应当克制自己, 不应当采取挑衅行为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和使南海军事化” (6) 。此外, 美国还多次强调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由此可见, 尽管越南竭力想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事务, 但是, 这些国家出于与中国总体关系的考量, 并非能够彼此联合起到共同制约中国作用。

  四是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目标国中国对此持否定态度, 这将直接影响它的实施与功效。中国官方已在多个国际场合表明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行为。例如,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出席2014年第四次“中国-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时表示, “将 (南海) 问题国际化、多边化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 也不利于有关进程的推进” (7) 。中国政府不赞成第三方势力插手南海问题, 逐渐开始在国际场合表明态度和立场, 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 (8) 。东盟中只有四个国家为南海主权声索国, 而大多数东盟国家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不愿意公开对抗中国。例如, 2010年越南担任轮值主席国, 在其召集的第17次ARF会议上就针对中国的宣言表态时,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表示弃权, 而泰国则持反对意见。在2012年的ARF会议上, 东盟国家在是否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轮值主席国柬埔寨明确反对把南海声索国与中国的争议变成东盟与中国之间的问题, 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 该届ARF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的东盟会议。东盟本身并非是解决各国领土争议的机构, 它所提出的“不干涉内政、倡导通过商议形式达成共识”的原则也为越南妄图裹挟东盟, 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设置了壁垒。

  四、中国应对越南“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的措施

  为了制约中国的南海政策, 维持有利于越南的南海现状, 越南继续推进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中国应当高度警觉和严肃对待越南的这一战略企图, 提早设定应对策略, 在捍卫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尽量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应对越南“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时, 中方可区别对待国家领土主权争议中的“国际化”和南海地区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国际化”这两种性质的问题, 分别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针对越南与域外大国进行违背中国南海主张的防务合作的情况, 中国可以考虑与相关国家建立会商和通报机制, 例如, 2015年签署的为避免中美两军在南海发生意外事件的海上、空中相遇机制等。针对越南与域外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情况, 中国政府可以率先制定相关规则及合作机制。这也是符合当前中国政府解决南海问题“双轨思路”。与此同时, 中国更应当利用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促使跨国石油公司停止与越南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合作;利用自己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阻止越南单方面提出有关南海问题的动议。例如, 中国政府曾对越南和马来西亚提交“大陆架委员会”关于“九段线”的报告进行的抗议就富有成效 (1) 。中国政府还可以利用与越南交往的多种渠道, 劝诫越南方面停止针对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宣传和炒作并组织、参与两国学界和智库有关南海问题的研讨活动, 以此平衡国际舆论。最后, 中国政府在制定南海政策时, 还应当顺应世界多极化的趋势, 利用自身的综合国力与人文交流优势, 与东盟国家特别是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展开更加广泛的多边合作;而在领土争议问题上, 则应加大国际法研究的力度, 善于在各种国际场合运用国际法阐明、宣传和捍卫中国的主张, 从而使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政府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注释
  1 马博:《综合安全观视角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兼谈“中国-东盟”海洋合作方略》, 见朱锋主编:《南海论坛文集 (2014)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第356-377页。
  2 Diane Desierto, “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n the High Seas and Threats to the Global Commons”, Blog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28, 2016, https:∥www.ejiltalk.org/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maritime-disputes-in-the-south-china-sea-environmental-destruction-in-the-high-seas-and-threats-to-the-global-commons, last visited on January 18, 2018.
  3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4 Alexander L Vuving, “Vietnam, the US, and Jap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vember 26, 2014,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11/vietnam-the-us-and-japan-in-the-south-china-sea, last visited January 19, 2018.
  5 Alexander L Vuving, “Vietnam, the US, and Jap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vember 26, 2014,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11/vietnam-the-us-and-japan-in-the-south-china-sea, last visited January 19, 2018.
  6 有关“981事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见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 《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 第3-17页。
  7 有关越南在“981事件”中采取的“国际化”策略, 参见马博:《解析“981钻井平台事件”及其影响》, 见朱锋主编:《南海局势深度分析报告 (2014)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第262-274页。
  8 马博:《南海问题上越南会动武吗?》, 《东方日报》 (香港) 2014年10月4日第21版。
  9 Leszek Buszynsk, i“Why is the South China Sea so important to the US?”The Huffington Post, January 18, 2017,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the-conversation-global/why-is-the-south-china-se_b_14255194.html, last visited January 19, 2018.
  10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11 Stein Tonnesson, “Vietnam’s Objecti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National or Regional Secur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2, No.1, 2000, p.200.
  12 John Ciorciari and Jessica Chen Weiss, “the Sino-Vietnamese Standof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3, No.1, 2012, pp.61-69.
  13 Jorg Thiele, “Conceptualizing‘Internationalization’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Case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ster Thesis, June 2015, University of Wien, pp.1-93.
  14 李春霞:《大国博弈下的越南南海策略调整:东盟化与国际化》, 《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 第88-97页。
  15 Goh, Evelyn,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No.3, 2008, pp.113-157;Goh, Evelyn, “The Struggle for Order.Hegemony, Hierarchy 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12.
  17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12.
  18 Murray Hiebert and Phuong Nguyen, “Vietnam Ramps up Defence Spending but its Challenges Remain”,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http:∥amti.csis.org/vietnam-ramps-up-defense-spending-but-its-challenges-remain, last visited on January 10, 2018.
  19 Le Hong Hiep,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5, No.3, 2013, pp.333-368.
  20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29.
  21 有关中越两党、两军之间的交往, 参见Carlyle A Thayer, “The Tyranny of Geography:Vietnamese Strategies to Constrain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2011, pp.350-357.
  22 Carlyle A Thayer, “The Tyranny of Geography:Vietnamese Strategies to Constrain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2011, p.357.
  23 Carlyle A Thayer, “The Tyranny of Geography:Vietnamese Strategies to Constrain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2011, p.362.
  24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25 Shannon Tiezz, i“Vietnam, the US, and China:A Love Triangle?”December 18, 2013,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12/vietnam-the-us-and-china-a-love-triangle, last visited January 1, 2018.
  26 John Boudreau, “Japan to Give Vietnam Boats, Equipment Amid China's Buildup”, September 16, 2015, Bloomberg Busines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9-16/japan-to-give-vietnam-boats-equipment-amid-china-s-buildup, January 1, 2018.
  27 朱锋:《“卡尔·文森”号南海之行, 透射出什么?》, 《世界知识》2018年第7期, 第30-32页。
  28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29 Prashanth Parameswaran, “the Future of US-Japan-Vietnam Trilateral Cooperation”, June 23, 2015,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6/the-future-of-us-japan-vietnam-trilateral-cooperation, last visited January 1, 2018.
  30 每一个国家派出4名代表参加对话, 同时邀请这三国的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要员。详见“Tackling Asia’s Greatest Challenges:A U.S.-Japan-Vietnam Trilateral Report”,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cftni.org/publications/report-tackling-asias-greatest-challenges, last visited January 1, 2018.
  31 唐奇芳:《日本越南加强海洋安全合作》, 《世界知识》2014年9月第17期, 第30-31页。
  32 Mari Yamaguch, i“Japan to Step Up Help for Vietnamese Maritime Security”, September 16, 2015, the Associate Press,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4498d47acb61432d91004343e874f707/japan-step-help-vietnamese-maritime-security,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33 John Boudreau, “Japan to Give Vietnam Boats, Equipment Amid China's Buildup”, September 16, 2015, Bloomberg Busines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9-16/japan-to-give-vietnam-boats-equipment-amid-china-s-buildup,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34 John Boudreau, “Japan to Give Vietnam Boats, Equipment Amid China's Buildup”, September 16, 2015, Bloomberg Busines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9-16/japan-to-give-vietnam-boats-equipment-amid-china-s-buildup,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35 分别为the Japan-Vietnam Joint Initiative (2003) , the Japan-Vietnam Investment Agreement (2004) , 和the Bilateral EPA (2009) 。
  36 Ny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 Minh Vu,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September 16, 2015,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37 Ny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 Minh Vu,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September 16, 2015,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38 Stephen Blank, “Russia and Vietnam Team Up to Balance China”, April 7, 2014,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russia-vietnam-team-balance-china-10195,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39 Zachary Keck, “India Wades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March 12, 2014,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india-wades-intosouth-china-sea-dispute,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40 Ny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 Minh Vu,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September 16, 2015,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last visited December 1, 2017.
  41 “India, Vietnam to Sign Deal for Oil Explor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Protest by China”, October 27, 2014, DNA India,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india-vietnam-to-sign-deal-for-oil-exploration-in-south-china-sea-despite-protest-by-china-2029677, last visited December 12, 2017.
  42 “India in Talks to Sell Short-Range Akash Missiles to Vietnam”, the Strait Times, February 16, 2017.
  43 Jorg Thiele, “Conceptualizing‘Internationalization’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Case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ster Thesis, June 2015, University of Wien, pp.49-53.
  44 Jorg Thiele, “Conceptualizing‘Internationalization’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Case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ster Thesis, June 2015, University of Wien, p.51.
  45 Jorg Thiele, “Conceptualizing‘Internationalization’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Case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ster Thesis, June 2015, University of Wien, p.50.
  46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47 邓应文:《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 《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 第30页。
  48 邓应文:《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 《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 第30页。
  49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50 邓应文:《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 《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 第32页。
  51 Le Dinh Tinh, “Vietnam’s Prime Minister Speaks at Shangri-La 2013”, June 05, 2013,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vietnams-prime-minister-speaks-at-shangri-la-2013, last visited January 5, 2018.
  52 《越南为何盯上981钻井平台?》 (2014年6月4日发布) , 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06/04/content_17562898.htm, 2017年10月5日访问。
  53 司镇涛:《越南的“学术外交”可资借鉴》, 《环球时报》2018年3月13日第15版。
  54 Navin Rajagoba, l“The 2009 Claims That Changed the Dynam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aits Times, July 12, 2016.
  55 详细的材料见Thao Nyuyen Hong and Rames Amer, “Costal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ubmissions on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42, No.3, 2011, pp.245-263.
  56 Walden Bello, “A Budding Alliance: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Confront China”, March 18, 2014,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fpif.org/budding-alliance-vietnam-philippines-confront-china, last visited January 5, 2018.
  57 Julian Ku, “Game on with New Player?Vietnam Files Statement Against China at UN Arbitral Tribunal, ”December 12, 2014, Opinio Juris, http:∥opiniojuris.org/2014/12/12/game-new-player-vietnam-files-statement-china-un-arbitral-tribunal, last visited January 5, 2018.
  58 “Beijing Rejects Hanoi’s Legal Challenge on Spratly, Parcel Islands Disput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3, 2014.
  59 “Beijing Rejects Hanoi’s Legal Challenge on Spratly, Parcel Islands Disput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3, 2014.
  60 “Beijing Rejects Hanoi’s Legal Challenge on Spratly, Parcel Islands Disput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3, 2014.
  61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73, Para.186, https:∥pcacases.com/web/send Attach/1506, last visited January 3, 2018.
  62 Julian Ku, “Game on with New Player?Vietnam Files Statement Against China at UN Arbitral Tribunal”, December 12, 2014, Opinio Juris, http:∥opiniojuris.org/2014/12/12/game-new-player-vietnam-files-statement-china-un-arbitral-tribunal, last visited January 5, 2018.
  63 Doan Thi Quang,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Sea Disputes,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135853236, last visited January 18, 2018.
  64 Pavel K Baev and Stein Tonnesson, “Can Russia Keep its Special Ties with Vietnam While Mov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China”,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18, No.3, 2015, p.314.
  65 Pavel K Baev and Stein Tonnesson, “Can Russia Keep its Special Ties with Vietnam While Mov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China”,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18, No.3, 2015, p.316.
  66 Pavel K Baev and Stein Tonnesson, “Can Russia Keep its Special Ties with Vietnam While Mov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China”,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18, No.3, 2015, p.317.
  67 关于俄罗斯的南海政策, 详见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 《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 第49-75页。
  68 Robin Harding, “Japan protests after Russia PM visits disputed islands”, the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3, 2015.
  69 Michael Gordon, “Kerry Urges Beijing to Halt Actions in South China Se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5.
  70 《中国国防部长: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无助于解决》, http:∥mil.huanqiu.com/china/2014-05/5000987.html, 2018年1月3日访问。
  71 任沁沁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并不改变中国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立场》,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10/c_1111075761.htm, 2018年1月3日访问。
  72 Carlyle A Thayer, “The Tyranny of Geography:Vietnamese Strategies to Constrain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2011, 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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